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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很欣赏苏联，时常希望伦敦也有莫斯科的行动力，但你也明白他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残忍的决定——从没出过外勤的胖军官抽着雪茄坐在会议桌旁，随随便便决定这个要死，那个也要杀，而且理由是什么呢？写了一本书？对核弹表示怀疑？鼓掌不够大声？”他停下来打量彼得的脸，似乎感到满意，于是继续，“而你就是那个不得不干所有脏活的人。这不让你痛苦吗？你不是个残忍的人……我也许不了解你，但尤哈斯了解你。这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这些在‘旷野’里的小小鸟儿——你们的行话是这么说的，对吗，‘旷野’？——推动不了什么大的改变，但要是你在合适的时机给我合适的信息，你和我可以阻止更多人成为铁幕的牺牲品，一点微小的、力所能及的善良，这就是我给你的提议。”

    切尔诺夫教授的脸浮现在眼前，出乎彼得意料。他以为自己早就忘记这位倒霉的文学教授了，但看来科里亚叔叔是对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枪。彼得还是清楚记得切尔诺夫挺直脊梁，直直地看过来的眼神。他就这样直视着死亡，就像任何一个真正的斯拉夫人那样。他真的应该死吗？谁下的决定，为什么？彼得后来偷偷去读了切尔诺夫的诗歌，那些词句给彼得的感觉就像隔着玻璃看一个溺水的人，听不见呼救声，但大概可以猜出来，无能为力，但又不忍心移开目光，可能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人们必须见证痛苦，但也必须站在玻璃板后面，不许干扰这种痛苦。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彼得放下叉子，叉齿在桌布上留下了红色的污渍，“给我几天时间。”

    “二十四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