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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路牙子上发呆，耳边都是纳凉人的异乡口音，突然想起第一次进城时的事情。

    那会应该是97年早春，已经过了天寒地冻的时候，但我还穿着大棉袄。吃完早饭，太阳远而小，我第一次进县城，坐在父亲的农用三轮车里。我忘记带围巾和帽子，头皮被吹得又疼又麻。父亲将车停在一家杂货批发店对面，自己去办事了——我已经不记得是办什么事。

    我记得的是那天的太阳，一直很小，没什么温度，我从车厢里爬到前座上，从前座上又爬回车厢里，看着太阳从东边升到南边，又从南边向西滑去。批发店里的小姑娘梳着两根羊角辫，穿着她那个年纪该穿的鲜艳的衣服，在店门口用板凳撑起一根皮筋，边唱边跳着当时流行的花样。她一直在笑，声音清脆，小辫儿一晃一晃的。

    我看着他们一家在门口吃午饭，女孩和她的父母，还有小女孩的爷爷，一家四口，围在四方桌前，桌上菜不多，但是都冒着热气。大人们在说一位伟人的逝世，说他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看到香港回归了。小女孩插嘴道，她们学校降了半旗。

    我像是坐在观众席上看电影的人一样，记住了很多琐碎的、带着颜色和声音的画面。那个小女孩的羊角辫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晃动，还有她偶尔瞟过来的好奇的目光。那时候的我，穿着我妈的旧衣服改的外褂，头发束在脑后扎成一股，像个妇女（这是村里某个长辈说我的原话，我记到现在）——又是该死的头发，我一定要剪了它。我瑟缩着，不是因为冷，是自卑和腼腆——许多农村的孩子都这样，如果你见过的话。

    总之，那天，我自始至终没有下过三轮车，没有在城里的地面上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