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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这样。”婕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开启了一个新话题，“那些考不到证，却又想有孩子的人怎么办？”

    苏郁檀轻松地说：“第一个办法，他们可以去捐献自己的生殖细胞。或许过一二十年，就有一位姑娘或小伙走过来对他们说：嗨，我是你的女儿或儿子。

    “不用承担他们承担不了的养育责任，就可以有自己的血脉后裔，不好吗？

    “我原先就是这么干的。只不过出了一点意外，我提前认识了我的大女儿。”

    婕西忍不住笑起来：“这倒的确是个好办法。第二个办法呢？”

    苏郁檀说：“第二个办法，我也做出了表率。我考到的时候，仍然是六级的潜创症患者，所以我通过考试被人们称为‘奇迹’。

    “为什么我能考到证，而那些病得没我重、甚至没有病的人会考不到证？我觉得，他们与其报怨制度，不如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在做好了准备时再生孩子。这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孩子，都更加有利。”

    那天专访的最后，婕西又播了一段纪录片，画面是许多年来各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的资料，解说词则是苏郁檀那篇的节选。

    苏郁檀与婕西告别时，一个好听的女中音正在念那部分文字：

    提起父母二字，人们常常会用伟大、无私之类的词藻来形容。

    我承认，大部分父母配得上这样的赞美。

    但作为徐珍妮案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曾经从事社工工作的人，我也想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父母都具备那样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