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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于随便。任何人只要主动向他示好，他都会毫不迟疑地附和对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满足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比如跟父亲朋友的儿子们吃喝、夜游，和主动贴上来的女性约会，为她们买单，陪她们上床。而一旦他在独处状态下，他又开始对交往过的所有的男男女女产生强烈的怀疑，怀疑他们的人品，怀疑他们接近自己是否别有用心。大概每个人的朋友中都会有这么一个人，你约他见面，他定会出现，而你不约他，休想他会主动来找你。对于认识陶林的人来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熟人。

    那次的事件对于陶林的性取向似乎也有那么一点儿奇妙的影响。他从此畏惧男人，不敢在男人面前裸露身体（尤其是下半身），就连去公共厕所小便也要进入大号用的有门的格间；更愿意亲近女性，只要有女人向其求欢，他都来者不拒，但也从不主动要求。可是在精神上，他反而更容易对同性产生好感——与其说是好感，不如说是男性对他而言有一种他无法与之抗衡的权威，就像小时候他无法抵抗那些欺负他的男生一样。在对权威的敬畏之下，自保的本能促使他心甘情愿地示软、臣服乃至爱戴。

    结果杨言的正面出现让这十几年来好不容易重建的人格又重新陷入混沌。而杨言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在被陶醉那样警告后仍然坚持隔三差五地去医院探视陶林，并且每次都给他带些小东西，比如搞笑漫画、毛绒玩偶和糖果点心。花他只送过一次——在发现陶林对花产生出人意料的强烈反感后他就不敢再带花过去了。起初陶林拒绝与他交谈，他也不在意，而是一个人在病床旁唠叨起自己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