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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一位在商会工作的先生道：“侬不晓得？吴先生香港来的呀。”

    “噢！”女士犹豫地摸摸手上的牌，眼眸咕噜一转，神秘兮兮道，“我听说，汪-精卫就藏在香港。”

    “嘘——莫议国事！该你出牌了！”

    女士噤声，打出一张三万，忽而暧昧地笑了一下，“我听说的嘛。”

    文苓弯了弯唇角以示友好附和，打趣似的说：“你也爱看小报八卦？”

    “她有路子。”这位先生仿佛对每个人的交际无所不知。

    “啊？”文苓惊讶道。

    女士不肯细说，打诨蒙混过去。

    牌局到凌晨三点散，吴家的车来接。文苓称顺路，送蒲郁回住处，转而消失在茫茫夜色里。她得联络情报小组的同事，核实牌桌上那位女士的路子究竟是什么路子，这等机要情报不是普通人能听说的。

    如今蒲郁也知道一些事，过去汪成立武汉政府与蒋对立，之后宁汉合流，可政见之差异导致派系斗争始终存在。政治家们下野、调任，局势变动，眼花缭乱。汪在香港，二哥也去香港，说不好为何，应当是要紧的任务。

    蚊香片的气味在蒲扇摇出的风里弥漫。蒲郁想起二哥那句“白学了”，略感觉到他们是不大相同的。她心底还是野蛮原生的信念，不能称之为信仰，即愈发认定，唯有拿起枪杆才是活下去的道路。

    入夏，吴祖清让蓓蒂邀朋友同来香港度假——顶好的托辞，延长待在那儿的时间。

    蓓蒂作为东道主，从码头到目的地，妙趣横生谈了一路。同行的有戏剧社的几位友人，他们正式留洋前最后的假期，自然要玩得尽兴。

    施如令呢，施如令不愿